中新社北京8月30日電 題：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

　　作者 劉俏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1978年至202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年增速高達9.1%。但如果將觀察側重點放到近期中國經濟形勢正在經歷的重大轉變，可以發現，自2015年GDP增速“破7”之后，5%至6%的增長日益成為中國經濟常態。

　　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率到底是多少？在房地產和大基建的投資周期接近尾聲、人口和勞動力紅利消退、中國制造成本優勢降低，傳統經濟增長動能逐漸式微之際，引領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新引擎又是什么？

　　中國工業化的故事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資本增長率、勞動力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都保持非常高的水平，合在一起解釋了中國長達40多年GDP年均9%以上的增速。

　　更為關鍵的是，因為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保持了很高增速。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個十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表現出色，一直保持在4%左右，其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不難理解，1980年至2009年，中國實現了雙位數的經濟增長，至2010年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

　　其中，“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值得關注。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緊密結合。

　　政府通過五年規劃、產業政策、金融資源配置等，聚焦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節點行業(nodal industry)。發生在節點行業的技術變革和沖擊，通過生產網絡傳遞和放大，形成溢出效應，帶動了上、下游大量市場主體的出現，對總體經濟產生倍數效應。梳理過去40多年的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1.7億個市場主體的出現。

　　作為一種增長模式，“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在中國獲得極大成功有其原因。

　　首先，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引領的重點投資領域，很多屬于完成工業化必須投資的基礎領域，例如，鐵路、公路、產業園區、通信網絡等。這類投資的社會回報一般遠大于資本回報，如果完全由競爭性的市場主導，可能會面臨投資不足。

　　第二，改革開放極大激發了中國經濟自下向上的活力，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涌現出大量市場主體，企業和企業家精神為中國經濟運行注入了活力，市場也逐漸成為資源配置最重要的機制。政府和市場聯合發力，大量資源配置到重點投資領域及其上、下游領域，內生推動了國民經濟生產網絡的演進，催生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節點行業。制造業、高速公路、通信、高鐵以及1998年開啟房改后的房地產行業等，先后成為中國經濟中的節點行業。這些支撐國民經濟的節點行業或節點領域，不僅保持了投資強度，使全要素生產率保持較高增速，還帶動了上、下游大量投資機會的出現，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

　　全要素生產率的“秘密”

　　改革開放的前三個十年，中國強力推進工業化進程，推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這一增速同期貢獻了近40%的GDP增長。然而，在中國制造業總產值和附加值于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進入尾聲，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下降：從工業化階段的年均4%逐漸下降至2%以下；同期中國的GDP增速也從改革開放最初30年的雙位數下滑到新冠疫情前的6%左右。

　　西方的現代化過程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經濟體在完成工業化之后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傳統觀點認為，在全要素生產率下降至2%以內后，長期增長率約只在3%至4%之間，中國將面臨與西方國家一樣的生產率增長挑戰。

　　那么，中國是否能實現一種新的可能性：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依然能找到一系列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在未來十幾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從而實現5%左右的中長期GDP增速，至2035年實現GDP總量和人均GDP的翻番(相較于2020年水平)。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是在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一個經濟體從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向勞動密集型服務業轉型必然發生的一個規律。完成工業化之后，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概無例外都經歷了這一階段。統計數據顯示，近40年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已下降至1%左右，近10年甚至不到0.7%。

　　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做最終驅動。因此，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如何在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五大動能依然存在

　　分析后可以得出，推動中國生產率持續增長的動能實實在在存在。

　　首先，中國仍然擁有“再工業化”所帶來的巨大生產率增長空間。中國敘事里的“再工業化”與美國解決生產率增長不足所采取的“再工業化”不同：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再工業化”的核心是恢復和發展高端制造業，彌補美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去工業化大潮”所帶來的經濟“空心化”、失業率上升等問題；而中國的“再工業化”，更多指的是“產業的數智化轉型”，通過5G/6G、大數據、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驅動產業變革，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

　　第二，“新”基建投資，即實現再工業化和改善民生所需的基礎設施?！霸俟I化”的“新”基建，涉及與產業變革以及產業互聯網相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站、數據中心、云計算設備等。除此之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也急需繼續投資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如舊城改造、租賃住房、城市公共設施等。這些領域不僅投資規?？捎^，且如能通過市場化吸引民營資本，可以進一步提升投資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第三，大國工業。中國已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制造業的GDP占比達27%，遠超美國的11%。未來中國制造業的GDP占比需維持在23%左右。而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將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帶來開闊空間。

　　第四，改革開放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皬氐椎母母铩焙汀案咚降拈_放”，能形成一個龐大的制度紅利空間，并帶來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巨大空間，從而推動生產率進一步增長。

　　第五，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如果將全球實現碳中和所需的131萬億美元投資等比例分配，中國實現碳中和需要的投資規模約在270萬億元至300萬億元人民幣之間，相當于未來30年每年投資8%左右的GDP。這樣的投資強度不僅可以抵消傳統節點行業(如房地產)投資下滑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還將通過產業和技術變革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提升的巨大空間。一個經濟增長動能和增長模式劇烈變革的時代已經來臨。(完)

　　受訪者簡介：

　　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017年《中國新聞周刊》“影響中國”年度經濟學家。劉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實證資產定價、市場微觀結構與中國經濟研究等方面擁有眾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們熱愛的金融——重塑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金融》《從大到偉大2.0——重塑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等。